千古绝句最美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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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在词的创作上卓然成家,是继李煜之后传统的当行本色派的杰出人物。她的词作“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具有高超的艺术成就与鲜明的个性特征,被后人称为“易安体”。

不仅如此,李清照的《词论》也是词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理论文章,由于内容比较激烈,引发了后人长久而广泛的争论。在《词论》中,李清照将五代以来直至自己所处时期的重要词家逐个评点,并且全是指摘其中的缺点,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词“别是一家”说,并从词律和词风两方面对此理论进行阐释。然而,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词作者,李清照的词作也并不完全符合她自己的理论主张。本文的目的并非为了争辩《词论》的是非曲直,而是想探究导致《词论》诞生的原因。

一

李清照的《词论》继承了苏门论词的菁华,并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词学观点: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

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从北宋初期开始,词还是沿着晚唐五代的路子走,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等所作的词,多为抒写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以及男女间的别离伤感,语言清丽,表达含蓄,其基本精神仍属于晚唐五代范围。柳永的词作对词的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创作了大量的长调慢词,善用俚言俗语和铺叙手法,但他的贡献主要是在形式方面,其作品内容仍以男女恋情和离愁别恨为主,并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

苏轼的横空出世,为词开辟了一个雄奇阔大的气象。他的词作备受后人推重,但在当时并没赢得太多人的喝彩,连列身苏门四学士的晁补之和秦观都未受很大影响,以致苏轼曾讥秦观“学柳七作词”说:“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同时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所谓本色,乃是指词的本来的面目,即正统的词的特色,其言外之意是说苏词只不过是词的变种罢了,不能算是正宗。他却不知道没有“变”即没有“通”,“变则通,通则久”,苏轼的真正意义要由后人去追认。

当时词坛视为词家正宗的是秦观、贺铸、周邦彦等《后山诗话》,说:“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在当时这股词风的影响下,李清照将这种格律谨严、深婉有致的风气再推一步,其理论建构具体地体现到她的《词论》中,而她的词作则是贯彻其理论主张的最佳载体。因此,李清照的《词论》也是其词本身内在发展规律的一个集中体现。从她的可确定的几十首词作中,我们可看出,她的作品较好地体现了她的理论精神,由于政局巨变,后期词对其理论还有所超越。

李清照早期的作品,尤其是闺情词,写得清新隽永,不落尘俗,确实表现了《词论》所提的

“铺叙、典重、故实、富贵态”等特点,情致深婉,余韵悠然。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再如《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夜半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两首词简直可视为《词论》的注解,充分体现出李清照作词旨趣所在。

从李清照早期创作的词作,我们可以感受她当时生活的幸福。李清照出身于门第很高的宦官世家,和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双方共同校勘古书,唱和诗词;或鉴赏书画鼎彝,生活比较美满。对于婚后的生活情况,李清照曾在《金石录后序》中有较详细的描述:

“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爱情既有婚姻来维系,又有相同的文学素养和爱好,因此即使有短暂的分别,也只会产生闺房中特有的细腻温婉的离愁别绪。

然而,1126年靖康之变打破了诗人宁静的生活,金人入侵,汴梁失守。李清照夫妇被迫背井离乡,仓皇渡江避难。不久,赵明诚又染病去世。面对国破家亡,孤苦无依,本就感情丰富细腻的李清照的心境可想而知。她的词风也为之一变,写出了许多情绪低沉、悲愁无告的作品。如后期名作《声声慢》及《永遇乐》等: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而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黄金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

这些词写得凄凉悲苦,与其前期清新雅淡的闺房愁思明显不同,前期词清俊,后期词低沉,对她的《词论》有明显突破。但是即使处在这样的景况之下,李清照也还是谨慎地维护着词的自身特点,她并没有写苏轼“大江东去”式的雄奇豪放词,更没写辛弃疾金戈铁马式的英雄词。

二

作为一个女性,要想在极端男权化社会占得一定的地位,实在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历来的中国文学以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事实说明了文学界也是如此。但一些特例事件总是会顽强地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武则天彻底颠覆了男权系统,作了件改朝换代的事,在清一色的男性皇帝中加上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文学家,李清照以自己出色的创作跻身于中国一流文学家之列,不仅如此,她还写出了一篇杀伤力极大的《词论》。《词论》的诞生,既是词的内部发展规律的产物(前文已作说明),又不仅仅是。当时诸多“本色派”词人也主张诗词异体,甚至认为“以诗为词”的苏轼“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何以只有李清照写下批判性如此强的《词论》,而不是其他的“本色派”词人呢?这就需要探究李清照之所以能够写下《词论》的个性特点了。

李清照出身名门,其父李格非是当时著名学者,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列身于“苏门后四学士”之一,他的文学创作为时人所重。《宋史・李格非传》中说:“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她的母亲王氏,是宋仁宗时重臣王拱臣的孙女,同样出身名门,具有相当好的文学修养。著名学者缪钺说:“易安承父母两系之遗传,灵襟秀气,超越恒流。”正是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养成了李清照自信自强的个性。李格非既列身“苏门后四学士”,其思想倾向必与苏轼有较强的一致性。苏轼本身就是一个崇尚真情与个性,“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人物,想必对李格非等人有较大影响。表现在子女教育方面,应该推崇各随天性,自由发展的路数,李清照的少女时代便是在一种没有多少束缚与顾忌的环境中度过的。

李清照的婚姻生活也相当美满,十八岁的时候嫁给了志同道合的金石学名家赵明诚,使得她的个性得以继续发展。李清照对生活更加充满信心,其自主、自信、自强的性格得到了强化,并且终生没有太大改变。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李清照自视极高,有强烈的好胜心。这个特点,不仅体现在她的这篇《词论》中,她的其它作品也处处透露着这样的信息。在自叙身世的《金石录后序》中,她说: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看似闲情雅致,实质颇多自负。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件赵、李夫妇争胜的事,据《琅记卷中引外传》:

“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阙,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

就连在赌博游戏上,她也表现得非常好胜,而且能胜,甚至还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慨。《打马图序》说:

“慧即通,通即能无所不达;专即精,精即无所不妙……后世之人,不惟学圣人之道,不到圣处。虽嬉戏之事,亦得其依稀仿佛而遂止者多矣。”

讥笑世人无论学圣还是赌博游戏,都难以达到高超的境界。又说: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即说自己每赌必胜(“打马”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赌博游戏,且盛于闺房)文末又说:

“予独爱依经马,因取其赏罚互度,每事作数语,随事附见,使儿辈图之。不独施之博徒,实足贻诸好事,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

这又是十足的李清照式语言。

李清照这种强烈的个性还表现在她的诗歌中。她的诗造语雄奇,慷慨激烈,与她的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概也是她称词“别是一家”的重要体现。如她的《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失题》诗,“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咏史》诗,“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倾荡磊落,凛然有丈夫气。

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胆识与魄力,李清照才敢于点评历代词家,虽然对前人的成就有所肯定,如江南李氏君臣的“尚文雅”、“语奇甚”,柳永的“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张子野等“时有妙语”,秦少游的“专主情致”,黄鲁直的“尚故实”等,但她将这些统统压下,

荡开一笔,而专挑其中的缺点或弱点来说,以凸显自己的“别是一家”,即“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而且要有“铺叙、典重、故实、富贵态等”。以她所标持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名家的词作便都显出各自的不足之处了。

然而,这种避其长、揭其短的做法,难免会给人留下为人轻狂的印象。“裴(裴畅)按: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但对李清照写作态度的评价绝不能抹杀《词论》的价值。反过来说,若没有李清照如此强烈的个性,也实在难以产生这么有特色的一篇理论文章。

可以说,北宋末年的词风和李清照的独特个性共同造就了《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