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文化繁荣的生命线

“双百方针”：文化繁荣的生命线

宋惠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2012-3-21 10:47:25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即是把我国从一个文化大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很显然，就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来说，所谓文化强国，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要求，而尤其是质量上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文化产品的制作，而要把主要力量放在文化创造上来。所以，六中全会的决定要求，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进一步发扬创新精神，致力于文化精品的创作。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要有多方面的条件，而最根本的是要激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怎样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说明，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文化建设方针，这就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件再次强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践已经证明，“双百方针”，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生命线。

一、“双百方针”形成回顾

“双百方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方针，有一个形成过程。1950年全国第一届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戏曲应该“百花齐放”，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其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引自杨凤城主编《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思想文化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71—72页）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时，确定了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郑重地、明确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工作中要实行“双百方针”。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这个方针。

自1956年年初开始，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便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上，针对文化建设领域存在的偏向，提出学术、艺术性质的问题，应该放手让知识分子讨论，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学派的树立。他还指出，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或“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他认为，不应该“把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的问题、技术性质的问题不适当地‘提到政治高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1册第168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内部出版发行）“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陆定一发表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人也表示赞成。（见《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94、496、497页）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由各界知识分子代表参加的报告会，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首先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他说：“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同上，第500页）在报告中，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双百方针”的内容。这个报告稿经过毛泽东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为了

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39页）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对“双百方针”做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9—230页）

这些文献说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已经明确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历史的教训

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恰如当时有人所说，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将迎来一个文化发展的春天。但是，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左倾”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很快就进行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这个方针的贯彻走了样，在一些歪曲的解释下，“双百方针”甚至成了为错误政治运动作辩护的理论根据。不过，应该承认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自提出“双百方针”后，中共中央始终没有宣布过要放弃这个方针，同时，广大的科学文化工作者，仍然始终在顽强地坚持着

这个方针。但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之下，对这个方针的理解和贯彻执行，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和破坏。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值得认真总结。

其中一个理论教训是，为了贯彻“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需要，把“百家争鸣”变成了“两家争鸣”。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的修改稿中强调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73页）这样，本来应该是平等、自由的“百家争鸣”，就变了样，成了先定“对”、“错”的“无产阶级一家”对“资产阶级一家”的单向批判。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双百方针”甚至成了一些人搞阶级斗争的工具，实际上改变了“双百方针”的初衷。

在这样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从1963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了过火的、越来越激烈的政治批判。根据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标准”，对一大批有这样那样毛病的文艺作品，扣上“毒草”的帽子，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从1964年夏季开始，这样的过火批判，扩大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术界。相应地，对一大批艺术家、作家、学者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进行批判斗争。这样一来，对文艺、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创造性的探讨，就无从谈起了，不但如此，由于用简单化的政治批判去解决学术思想问题，搞得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担惊受怕、噤若寒蝉，而且还造成了思想混乱的局面。在如此紧张的政治斗争气氛中，还有什么真正的文艺和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呢？

与意识形态领域中过火的阶级斗争相联系，是“文化大革命”前到“文化大革命”时

期，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灭资兴无”、“斗私批修”、“砸四旧、树四新”等活动，由于根本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所以，其结果必然是是非颠倒，思想混乱。但是，最大的恶果，是扼杀了真正自由的文化创新活动。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严重后果呢？从根本上说，就是混淆了政治问题与文艺学术问题的界限，企图运用粗暴的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做法，必然要打击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扼杀他们的创造精神。很显然，企图用“阶级斗争”和“革命批判”这样的做法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个时期，文化工作特别是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双百方针’”的关系，对此我们也有过经验教训。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党对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的“领导”的内涵究竟怎么理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文艺家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在临终之际，即1980年10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赵丹说：“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艺术，是艺术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希望”。他还痛切地指出：“层层把关，审查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

文化的发展，是一种自由的事业，若没有文化工作者自由的创造性劳动，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全面切实地贯彻“双百方针”。这就是长期以来文化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发。得到这样的结论，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

三、“双百方针”：文化繁荣的生命线

首先，“双百方针”对文化繁荣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能够比较充分保证文化工作者的特殊性质的精神需要——个人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作为人的精神劳动的文化工作，特别是文学艺术、学术研究工作，是一种开创性的事业，这样的工作的成效究竟如何，取决于这个领域中劳动者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程度如何，而他们会具有什么样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归根到底要看他们作为文化工作主体究竟获得了多少个人自由。实践证明，全面理解和正确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恰恰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目的的。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解释“双百方针”的实质时，阐述得很清楚。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说：“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引自中共中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53—254页）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说：“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他还指出：“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500页）所以，陆定一在这个报告中总结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同

上，第501—502页）

在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动乱、“双百方针”受到干扰破坏的严重教训之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方针的重要性。1978年3月16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再一次明确提出：“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98页）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重申，在文艺工作中，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为此，他还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即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之后他又强调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同上，第210、213页）

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这些总结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刻认识到，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这其中涉及的学术问题，必须通过自由探索、自由讨论，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个人的独立思考。总之，只有全面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才能真正保证每个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独立、自由地思考与研究，在自由的争论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们的创造性才能，而这对于文化的繁荣发展，可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这里的关键何在呢？这就是保证精神劳动者的个人自由。历史的实践证明，没有或者扼杀精神劳动者的个人自由，就不会有文化的繁荣发展。

其次，长期以来的文化建设实践证明，文化的发展、繁荣，特别是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创造性精神劳动，一个必要条件，是要有一种多元竞争的、平等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在我国，这样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一个必要条件，必须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切实贯彻执行。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人当年在宣布实行“双百方针”并对这一方针进行解释的时候，说得比较清楚。比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9—230页）

可见，从本来意义上说，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实践，就必然会形成这样自由、平等的文化生态环境——文学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科学研究中不同学派自由竞争。中外历史上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真正形成一定数量平等并存的学派，就不可能有学术的繁荣。应该承认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学派，原来有一些学派，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正在枯萎下去。所以，就此而言，我们如果真心实意地要使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起来，就应该继续解放思想，积极鼓励和扶持不同学术流派的健康发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繁荣文化过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再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文化作品是非、好坏的检验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既然如此，对任何一种作品的评价，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就否定了对文化成果检验标准的主观性，排除了对文化工作的各种各样政治的、行政的干预。很显然，这对文化工作者的特殊精神劳动，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而在对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对于这个问题，当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过：“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

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同上，第229—230页）

在这方面，通过1978年开始的关于“实践标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当然，对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在文化的繁荣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的繁荣局面、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与此是直接联系着的。但是，在这方面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的工作中，总是企图用行政管理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领导。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用搞“工程规划”的模式，比如某某历史研究的“工程”，某某艺术研究的“工程”，某某道德研究的“工程”，还有某某科研人才培养的“工程”，等等。在这些“工程规划”中，不但有数量上的计划，而且有时间上的限定。这样，就很难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其成果了。经验教训证明，这种“工程”式的管理思维模式，常常会扼杀研究者的自由创造精神，而没有了创造精神，还谈得上什么文化繁荣呢？

所以，必须对我们的思想方法来一番认真的改造，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社会科学领导工作，让思想从那种僵硬的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把自由的创造精神还给文化科学工作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