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文学思想刍议

桓谭文学思想刍议

魏

隽

“宗经”为核心，以雅正为目的，并内容提要：桓谭《新论》有明显的儒家文学观：以“征圣”桓谭的文学思想也有鲜明的特色：他从自己习继承儒家“尚用”思想，肯定《春秋》精神。同时，尤重博见与博习（练），并要求博而能文的经验出发，强调通过后天的学习弥补天赋的差异，刘勰亦有所借鉴。约。他的文学思想对后世的王充、张衡产生了极大影响，关键词：征圣宗经尚用博通提倡雅正文学观一“征圣”“宗经”，以“征圣”“宗经”为核心，桓谭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儒家，他的文学思想也受儒家文学观的影响，记载桓谭“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以文章归于雅正为目的。《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淤

扬雄辩析疑异”他们循《五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刘、扬、桓三人均是当时古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刘歆意欲改变古文“孤学少兴”的经》而遵古学，在他们的思想中，“征圣”“宗经”的观念颇为明显。列于官学；扬雄则效仿经书而作《太玄》，桓谭对此状况，争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书评论道：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续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玄经》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有上中下，如《禹贡》之陈三品。于三篇，以纪天地人之道，立三体，）、法圣立言（“宗经”）思想的产物。桓谭对《太《太玄》仿《周易》而作，是扬雄承继圣人之道（“征圣”实际也是他“征圣”“宗经”思想的体现。玄》大加推崇，表现出他对文章以经书为法式的肯定，桓谭“征圣”“宗经”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成、哀之际新起的增造图谶之风。他在《见微篇》中说：“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盂

”有征于后”的谶验观念早在先秦时之甚也。可以看出桓谭认同谶是有“兆朕”的，这种“立言于前，盂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8页。

，中华书局，第40页。于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2015年，

，中华书局，第955页。淤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2012年，

-57-WENXUEYUWENHUA

LiteratureandCultureStudies

窑二〇一九年第三期

期就已深入人心淤，桓谭亦受此观念之影响：余前为典乐大夫，有鸟鸣于庭树上，而府中门下皆为忧惧。后余与典乐谢侯争斗，俱坐免去。通言遗襦袴。子春惊曰：“朱君来言待诏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系，其妇父朱君至狱门，与？朱为诛，袴而襦，中绝者也。我当诛断也。”后遂腰斩。于

哀之际，由伎数之人新造的“不卜之可见他实际是认同天人感应的谶验思想。他反对的是起于成、出现了不合经、自相矛盾、错谬等问题盂，书”，这种图谶（书）与先秦的“谶书”有所不同，乃至假托孔子之口而欲自重其言。如在王莽摄政时期，新造图谶（书）的目的主要是为王莽代汉提供凭依：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舜谓太后：“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榆

天下耳。”从太保王舜的话可见，此符命之造是王莽欲自重其威，使天下人信服他的帝位乃受命于天，从而为他篡政披上合理的外衣。而太后（元帝后）的话则道出图谶（书）从新起之初就因荒唐而生，体现出图桓谭在上疏请求抑谶的奏折中说：谶（书）的虚谬本质。针对这种“不卜之书”的虚谬性，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焉，而乃欲听纳谶记，偶之类。虞

虽偶能得以谶验，但只是几率极小的巧合桓谭认为此类“不卜之书”是用来迎合、欺惑君主的手段，使它成为议政、施政的根据。桓谭而已，不足以掩盖其荒诞不经的本质，也不能依据它来决断政事，“于是伎数之士，附以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在这份上疏中对图谶（书）的看法，被刘勰完全沿用：尹敏戏其浮假，异，若鸟鸣似语，虫叶成字，篇条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讨覈……是以桓谭疾其虚伪，愚

揭示出了这类图谶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讬。”可见桓谭对图谶（书）的认识概括得很准确，有以占卜预测未来人事之例；有以用星象变化配合相应地域以预测未来人事之例；有用五行征象来预测或判断人事之例；梦境预断或预告人事之例；有以征象预测断事及其他类型的例证。

于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7页。

（载《文史哲》观念的记述，分类举例：有淤张峰屹《两汉谶纬考论》2017年第4期）将先秦史、子书中有关谶验（证验）

“立言于前，，有征于后”的“谶书”，在称呼上似有所区别。“图谶”（或“图”，或“谶”），与先秦时期“圣人明”而“智者贵”

《后汉书》，第959耀960页。虞范晔撰，李贤等注：

，中华书局，第4078耀4079页。榆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1962年，

）中，把成、哀之后错谬不经的“不占之书”称为盂张峰屹《两汉谶纬考论》认为，张衡给顺帝的上疏（《请禁绝图谶疏》

愚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0耀31页。

-58-桓谭文学思想刍议

“僻谬”还是“诡讬”，都反映出成、哀之际新起图（书）是为“诡术”的本质。其实，无论是“虚伪”“浮假”谶（书）的错谬不经，道出了它遭到桓谭等人强烈反对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桓谭并不是全盘反对谶纬（王充、张衡等亦是），他反对的是成、哀始起，由伎数之人新造的图谶（书），这类图谶（书）诡谬故桓谭“疾其虚伪”。的本质与圣人的雅正之道背向而驰，宣始，经学发展迅猛，太学桓谭“征圣”“宗经”的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待繁琐章句的态度上。昭、“昭帝时选贤良文学，增生、博士弟子的数量急剧上升；至哀、平之时，王莽于常员之外又不限人数：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淤勿以为员。”各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故习经者愈多，经说亦愈详密，学说的分歧也开始愈加明显，各学说之间的争端也越来越多。遂有宣帝石渠阁会诸儒论《五经》异同，勿再生歧。但自武帝立《五为争端之下不得不统一之举，意在以此为定制，使此后说经者限于此诸家，经说能否立于官学，直接关系到各家的经》博士，劝以官禄，习经已成为通往“禄利之路”的重要途径，根据原文而一一为说。遇到不可说、或说之不政治利益。于是各家愈加追求说经之严密，乃分章逐句、“饰说”。为了求一一具文饰说，乃不得不左同之处，又不肯略去不说，唯恐说得不够详密，故不免陷于一经右采获，备取经书，取其相出入者牵引以为说。于于是形成恶性循环，章句愈加驰逐于巧说便辞，破坏了经、传、说一体的解经传统。说至百余万言，不重训诂，不举大义，只重碎义，使经传乖离，政治利益的使然，加上章句的繁琐破坏了经传一体的解经传统，日益发展至僵化的地步。批评盂

的声音渐起，如夏侯胜讥夏侯建：“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桓谭亦反对不必要的繁琐，他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二三万在《正经篇》中讥讽道：“秦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榆

”光武帝于中元元年，诏议《五经》章言。章句的衰颓已然而见，积重难返。在愈演愈烈的反对声中，建议应立刻施行光武帝欲减省繁辞的诏句烦多，意欲减省；至明帝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鯈奏疏，虞

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令；章帝四年，“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减省浮辞终得以实现。其实，无论是虚诞的图谶（书）之风，还是繁琐的章句之风，都有失儒家文学观的雅正之道。所谓既是对内容的要求，也是审美的标准。若能“征“雅”者，正也；“正”者，不诡也。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义理雅正而不歪曲。宗经的目的，圣”，就能以圣为法，不违正道；若能“宗经”，则述事真实而不荒诞，（书）和繁琐章句的主要原因。就是提倡雅正。愚这也是桓谭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他反对图谶歧。第初无章句，有章句即有家学，“家法”即“章句”。钱穆认为以章句说经，似在夏侯建时已有朕兆，建之次章句，意欲求说经之密，以资“应敌”，若不分章逐句为说，但举训诂大义，则易为论敌所乘也。故章句必“具文”“具文”，则不免于“饰说”。求

而经说益详密，而经之异说亦益于钱穆认为，自汉武置《五经》博士，说经为利禄之途，于是说经者日众。说经者日重，

《汉书》，第3596页。淤班固撰，颜师古注：

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为具文饰说，乃不得不左右采获，备问《五经》，取其相出入者牵引以为说。2001年，第218耀226页。

榆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第38页。《汉书》，第3159页。盂班固撰，颜师古注：

“雅丽”“衔华佩实”的标准。宗经则谓文章如果对文的重视，取法他们为文之变化，如他们一般，使文章变化多端而又达到能够以经为法式来写作，文章的体貌就能达到宗经所要达到的目的。宗经的目的，是要提倡文章的雅正。见《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5年，第204耀206页。

故能表现至微之妙道。征圣，是以圣为法，取法他们愚罗宗强认为，圣人为文之所以可以为师法，在其鉴识洞明深广，

《后汉书》，第138页。虞范晔撰，李贤等注：

-59-WENXUEYUWENHUA

LiteratureandCultureStudies

窑二〇一九年第三期

二更崇实用不斥绝丽，即不斥绝丽，但更偏重文章的实用性。桓谭的文学思想还有一重要的特点，不自量年少新进，猥欲桓谭少时好《离骚》，又欲模仿扬雄的辞赋：“余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淤于

”的“耀艳而采华”。桓谭现仅存一篇《仙逮及。可见他不排斥《离骚》，也不排斥辞赋的“铺张扬厉”“窃有高眇之志”，乃作赋》，系他少时从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路过武帝时为集仙而造的华阴集灵宫，之小赋：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矫经引，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旁。仙道既成，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之擢嶵，有似乎鸾凤之翔飞，集于胶葛之宇，泰山之台。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泛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观仓川而升天门，寿极乾坤。盂泛乎滥滥，随天转琁，容容无为，桓谭描写了众多意象使仙境具有画面感。“青龙”“鸾凤”“白鹿”“麒麟”皆为神话传说中的瑞兽，以神兽为形象衬托，使王乔、赤松二人登仙而去更具画面感。对仙境中物态的刻画，如“玉液”“华芝”“玉“金醪”用“驾”“驰”“从”“吸”“食”“漱”浆”，为读者呈现出可观的景象。等动词，给人以画面的生动性“雕画”的艺术，将仙境的“事象”呈现出来，体现和视觉的清晰性。桓谭依据汉赋“图貌”的法则，运用出他不斥绝丽的文学思想。一是受《春秋》精神的影响。他在《本造篇》桓谭尚实用、重规谏的文学思想，则与两个因素有关。《春秋》褒贬耶？今有疑者，所谓蚌异蛤，二五为非中说道：“余为《新论》，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榆

十也。”桓谭以《新论》拟《春秋》，有寓褒贬、别善恶、明是非之意，是为了破世俗迷妄，通过总结历代亡国的教训，规谏君主以行王道。故《论衡·对作篇》对《新论》评价道：“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虞

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众事不失实，可见桓谭之所以兴一直延续文，是为指出世道之弊，使风气归于正，体现出文章的规谏作用。二则是与西汉末年开始，“爱美”与“尚用”的冲突愚，到东汉末年，文坛针对辞赋进行反思并试图融合二者的环境有关。辞赋强调辞赋的规谏作“美”与“用”的这种矛盾现象，最早集中体现在扬雄身上。扬雄晚年颇悔其少作，吾子》中说道：用，他在《法言·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而滑稽剧的急须演唱，就是在调解南北不合。因此批评辞赋者，有的站在北方的“尚用”的立场，有的站在南方的“爱美”立场。见《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7页。

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内在矛盾。加上汉代所演唱的愚罗根泽认为，赋秉承了“言志”与“美刺”这两种不同的遗志，

（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第1367页。虞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2017年，

，第1页。榆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8页。盂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1993年，

，第47页。于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

，第52页。淤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

-60-桓谭文学思想刍议

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之蠧矣。”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用何？”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足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辞称则经。淤

言足容，德之藻矣。”《诗大序》说，诗人作诗的动机在于言志，目的在于美刺。扬雄将辞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两类，显然是站在讽刺的角度，非斥辞赋的华美，实际是文学的华美与实用之间的冲突。又，他认为即文章光有华美是不够的，还得重“理”，即儒华美的辞藻胜于事理则为赋，辞藻与事理相称则为经，家圣人之道，是儒家“文质彬彬”文艺观的体现。虽然扬雄并没有处理好辞赋的华美与实用间的矛盾他取法诗之美刺，使辞赋从讽谏着笔的调解方冲突，实际上他的作品未能摆脱“劝百讽一”的影响，还是被世人承用，桓谭的《新论》即受法于，还是未能实现。但他认为文学当有尚实用、重规谏的观点，此观念影响。王莽新朝的混乱不堪后，遇东汉之兴，欲《新论》作于东汉初年，是桓谭经历了西汉王朝的衰败、发愤而有所作为的产物。《新论》十六篇皆因事而发，不事浮言，针对时政问题所在，提出解决的方案。如《王霸篇》谈治国当王霸杂之，对霸道提出了相当中肯的看法盂；《求辅篇》规谏君主当用贤辅与“当”的重要性榆；用来规谏当今君政；《言体篇》则道出了“是”并指出王莽之所以亡败的种种原因，虞

又“筹赏少薄”确是桓谭“切于主，不要重蹈覆辙；针对光武帝迷信图谶，，作文以谏言。可见，《新论》愚

根据时务、因事而发，正时务”且直言敢谏的产物。由此可知，桓谭提倡文章当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体现出他尚实用、重规谏的文学思想。风气、行道义、崇礼义，并起到规谏君主的作用，三自博反约博观广取，也要求博而能约。要探讨桓谭重桓谭文学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提倡博观广取的同时，“通儒”：“博”的思想，则不得不提东汉学者重学的观念。东汉学者好言，中华书局，第45耀50、淤扬雄撰，汪荣宝义疏：《法言义疏》1987年，60页。

文艺，无奈汉人虽赏识它的优美，而又薄弃他的无用，所以不得不承受“美刺”的领导，装上“讽谏”的作用。见《中国文学批第119耀120页。评史》，

事实上仍是失败。他认为辞赋本是一种唯美的于罗根泽认为，扬雄在理论上使辞赋的“爱美”与“尚用”得到了融合，

但是霸道之重法却对治国有着明显的作用，如深文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也。’”他指出霸道的权诈是有违仁义而不可取的，峻法使秦国变得强大：“秦之重法，犹盛三代之重礼乐也。”

千目皆张；振裘持领，万毛自整。治大国者，亦当见事不惑，内有度量，不可倾移，而诳以谲异，为知大体矣。”又：“举纲以纲，如此。”

愚朱谦之在《自序》中说：“尝谓桓谭才智开通，切于时务。”《后汉书》，第959页。虞范晔撰，李贤等注：

榆《新论·言体篇》曰：“非有大材深智，则不能见其大体。大体者，皆是当之事也。夫言是而计当，遭变而用权，常守正

此言未是也。传曰：‘孔氏门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盂《新论·王霸篇》曰：“儒者或曰：‘图王不成，其弊可以霸。’

-61-WENXUEYUWENHUA

LiteratureandCultureStudies

窑二〇一九年第三期

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沈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淤

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称为通儒。于

郑兴父子，并敦悦之。盂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榆

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王充甚至提出“鸿儒”的说法：“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虞

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东汉学者认为学习的最初目能够斐然成章。而的为至少能通一经；在此之后的进一步要求，则需熟练掌握各种文体的作法，博学多闻是唯后，则是能够辅佐君主，根据时事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要达到最理想的层次，一的途径。桓谭亦重博学多闻，在他看来，从文章内容来说，“博”是保证“高论”的重要因素；从文章创作艺术方面来说，“博”则是准确把握文体特征，熟练运用创作技巧，使文章体貌达到雅正的重要保证。其《新论》十六篇则是他博学多通的直桓谭通晓古文经学，对老庄之学也颇有研究，能作文章，、古《孝经》的卷数和字数；推《左氏》之学；讥接体现：明《三易》、古文《尚书》、古佚《礼记》、古《论语》《正经篇》。难扬雄以天即如盖转而日西行，明章句之繁琐；崇《太玄》之法圣；其偏习古文之属，见于明生死、论形神，此为哲思之邃。应是浑天法，使子云立坏其所作，可谓明晓天文历数之学。非仙道、善鼓琴，操雅乐而更为新声愚。其书涉猎广斥公孙龙之坚白论、白马非马，论名理而辨是非。好音律、舆泛，非通博之才无以致，故《论衡·佚文篇》赞曰：“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才能总而“博”的观念反映于文章体貌上，则体现在他认为只有通过广泛地学习与大量地模仿，则先博见：摄文章大体，无所偏颇。桓谭认为欲习文章，不须手持熟察。余欲从二子学。杨子云工于赋，王君大晓习万剑之名，凡器遥观而知，余

“能观千剑，则晓剑。”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不博见就不能知其总貌。唯有先博见其众，识其欲学赋则先读千赋，欲习剑则先观千剑，文章浩瀚，总貌，通万端之变，而后融会贯通，达到“遥观而知”的境界。博见的同时，桓谭根据少时为了习赋而勤《后汉书》，第934耀935页。淤范晔撰，李贤等注：

（附刘盼遂集解），第709页。虞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愚《新论·闵友篇》曰：“余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

（附刘盼遂集解），第1007页。舆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第52页。余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

《后汉书》，第2582页。榆范晔撰，李贤等注：

《后汉书》，第2116页。盂范晔撰，李贤等注：

于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240页。

-62-桓谭文学思想刍议

只有进行大量学苦练的经历，提出还需博习，即有意模仿、勤加练习。博习实际就是模形象神的过程，淤

的练习和摸索，才能掌握各体文章的精髓所在，才能达到通神的境界，即所谓的“伏习象神”。可见桓谭认为，只有博观广取，才能加强自己对文章艺术风貌和表现技巧的掌握能力。否则文章就会偏颇，不能众美兼顾：在博见、博习之后，桓谭认为，要做到博而能约，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于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覈；持浮华却有失文章核心；求众美却桓谭认为人们对文章风格、体势的喜好各有不同，容易各执一偶，或西望而不知有东，不能兼顾而难有两全。致文章繁缛，有失精约。犹如或东望而不知有西，需要先通识文章的总貌，对各种文体的特征可见，桓谭认为博见、博习是学习文章的初始阶段，能够了然于心，然后通过“伏习”，将博见得到的认知转化为熟练运用创作技巧的能力。在此之后，则需做到博而能约，即处理好文章众美的采择与平衡，兼顾练字措辞、修辞手法、文体风格等问题，达到兼众美而俱通，又不失其要的效果，即使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符合雅正的目的。可以说这是桓谭经验性的见解，是他从自己学习的经历中感悟而得出的结论。以及文思与才、学关系中都有着重要的作值得注意的是，桓谭还注意到“博”在才、学关系中，用。他认为文思的能力与才之大小有关：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致疾病。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梦五藏出地，以手收内之，及觉，大少气，病幸，每上甘泉，诏使作赋，一首始成，卒暴倦卧，盂

伤精神也。”一年。由此言之，尽思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认为人的才桓谭举作赋而致疾病为例，一方面说明文思的过程非常费精神；“丽文高论”，而自己只作一小赋而已，是故桓力是不一样的。虽然扬雄作赋也致疾病，但雄所作乃为故有：谭认为自己作赋的才能不及扬雄。在这里他明显承认天赋的不同，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务焉。若材能有大小，凡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情性所好恶，亦则异度焉。榆智略有深浅，听明有暗照，质行有薄厚，闻一知十。虞昔颜渊有高妙次圣之才，也不能通过传授而获得：他还认识到天赋为每个人独有，是不能通过遗传、惟人心之所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以教弟也。愚

朱谦之辑入《新论·道赋篇》。于《文心雕龙·定势》引桓谭之言，，第12页。榆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第52页。盂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

，第52页。淤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

，第28页。愚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

，第27页。虞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

-63-WENXUEYUWENHUA

LiteratureandCultureStudies

窑二〇一九年第三期

只要勤学桓谭重视才，肯定天资的不同，但他更重视学，即需博学。他认为纵然没有非凡的天资，苦练，就能增加阅历，扩大眼界，明达事理，遍观万端，达到无所偏颇而得到弥补，故“巧者不过习淤

者之门”。通过博观广取，可以弥补才的缺桓谭认为天赋的高低、才质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文思的迟速，他的这一见解揭示出文学创作过程中最为重要憾；而博而能约，则能使文章实核、雅正而无所偏颇。但他把这一现象的关节点都显现出来，却又最难以捉摸的神思现象，虽然他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在当时可谓是相当先进的文学理论，对后世亦有重要影响。刘勰的神思论有许多地方，如：出受到桓谭的影响，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于博闻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才能的不同。而作文既有赖于天刘勰在这里说明文思之迟速与才之大小有关，他明显也承认天赋、赋，但后天的学习也必不可少，亦能通过博见与博习，增加见识，提高作文的能力，从而使疏才得到盂

“众美辐凑，表里发辉”刘勰的说法与桓谭补充，而后做到“博而能一”，则能达到的效果。可以看出，学关系的认识是刘勰神思论的发的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桓谭对文思与才、轫，只不过刘勰把神思从感性体认的阶段推进到科学阐释的层次上来榆。，身为通博之人，他对“附会以圆其说”的小值得注意的是，桓谭也并非一切思想都遵守《五经》说家和“短书”有着较为进步和客观的评价：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耶？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虞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愚

出自“街谈巷语，道听涂说”故被列小说家在当时被认为是由稗官而作的，，不登大雅之堂的论说，颇为荒诞的言论。桓谭则认为，在短书、小说家著于九流十家之末。而短书亦被认为是不顺礼义的、但只要这些内容讲述的是治身齐家之作中，有些内容虽然是杜撰的，如尧与孔子的时代相差甚远，道，亦或阐发的是圣人之言，还是可以择取这些内容进行学习的。桓谭的这一观念较之当时儒者将短书和小说家比于小道、皆非之的态度来说，可谓相当客观，也反映出他较为通达的观念。，第494耀495页。于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38页。榆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汉书》，第1745页。愚班固撰，颜师古注：，第616页。盂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

，第52页。淤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

，第1页。虞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

-64-桓谭文学思想刍议

“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系名综上所述，可见桓谭思想的主要倾向为儒家，班嗣曾这样说他：淤

声之韁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挚”，可谓一言中的。受儒家文学观的影响，他的文学思想以“征圣”“宗经”为核心，以提倡文章的雅正为目的。他虽不斥情辞的华美，但更倾向文章的实用性，强可以说，桓谭的文学思想总体调文章的规谏作用。他肯定文章的抒情性，但更提倡文章当切于时政。法律、风俗等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进行来说是“尚用”“尚功利”的，并用于创作实践中，针对政治、使君主知是否善恶以得大体于。讽谕规谏，为了开壅弊以达王道，（魏隽，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MyViewontheLiteraryThoughtsofHuanTan

WeiJunAbstracts:TheevaluationofHuanTanincurrentacademiccirclesmainlyfocusesonhisoppositiontodivination.ReadingXinlunindetailitrevealsthatHuanTanhasanobvioustendencyofConfucianSpringandAutumn.Buthisliterarythoughtsalsohavethedistinctcharacteristics:fromhisownhaveagreatinfluenceonWangChong,ZhangHengandLiuXie.Keywords:Sage;theClassics;Usefulness;Eruditionliteraryview:hetakesthe“sage”(zhengsheng)and“theclassics”(zongjing)asthecoreand“elegance”(yazheng)asthepurpose.HeinheritstheConfucianthoughtsof“usefulness”,andaffirmsthespiritoferudition.Andheinsistsondistillationwhichisalsoanimportantelementinstudies.Hisliterarythoughtsexperience,heemphasizesonmakingupfordifferencesoftalentthroughlearning,especiallyon《汉书》，第4005-4206页。淤班固撰，颜师古注：

不知大体则必致亡败。诳以谲异，为知大体矣。”桓谭认为知大体为治国之要，

于《新论·言体篇》曰：“大体者，皆是当之事也。夫言是而计当，遭变而用权，常守正见事不惑，内有度量，不可倾移，而

-65-